1995年早春二月，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完全散去，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踏上了前往吉林市拍摄雾凇的旅程。途经长春时，我们特意绕道前往参观。这座城市的街道规划令人印象深刻——横平竖直的马路整齐划一，展现出典型的现代城市规划理念。然而，当参观到所谓的伪满帝宫时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。这座所谓的皇宫与想象中的皇家气派相去甚远什么叫做加杠杆炒股，尤其是皇帝和皇后的寝宫，不仅空间狭小逼仄，而且阴暗潮湿，采光极差。我们私下议论纷纷：这样的居住条件，即便是免费赠送，恐怕也没人愿意入住！

亲身到访过的游客都会发现，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后、贵人们的居住环境，与影视剧中金碧辉煌的宫廷场景截然不同。以现代标准来看，这些房间的居住条件充其量只能算中等偏下。这其中有时代发展的客观因素，但更反映出当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窘迫处境。事实上，即便是紫禁城里的皇帝寝宫，其居住舒适度也常遭诟病——采光不足、通风不畅，长期睡在所谓的龙床上，患上风湿病几乎是必然的结局。

回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进入这座皇宫成为小主儿绝非什么令人向往的美事。在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十七、七十八辑中，连续刊载了李玉琴（溥仪的第四位妻子，1943年入宫被封为福贵人，1957年与溥仪离异）的回忆文章《我的宫中生活》。她以细腻的笔触写道：深锁春光一院愁，我和他结婚后过了两年半日子，一点夫妇感情也没有，我睡在他身边都不敢翻身。（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，均出自李玉琴回忆录）

李玉琴对与溥仪关系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——他们之间是夫妇而非夫妻。这是因为福贵人的身份并非皇后，按照传统礼制不能与皇帝平起平坐。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：中国古代实行的并非一夫多妻制，而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多妾制，即便是贵为天子也不能例外。正如俗语所说一山不容二虎，一个皇宫内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位皇后，但可能出现两位太后共存的局面，比如光绪朝就同时有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。

李玉琴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她入宫的经历：我进宫一个多月后，溥仪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为我举行了隆重的'册封'典礼。在我之前，溥仪已有三位配偶：第一位是皇后婉容；第二位是淑妃文绣；第三位是已故的谭玉龄，生前封为'祥贵人'，死后追谥为'明贤皇贵妃'。

通过《康熙王朝》、《雍正王朝》等历史剧，观众对清代后宫等级制度已有基本了解：皇后作为后宫之主，是唯一的正宫娘娘；其下依次设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、贵人、常在、答应七个等级，形成严格的八级称号体系。其中贵人位居第六等（倒数第三），属于不受名额限制的位分。只有后、妃、嫔等高位出现空缺时，贵人才有机会获得晋升。

到了清末期，特别是溥仪执政的伪满洲国时期，这个曾经的天朝上国已是日薄西山。就像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，皇贵妃、贵妃等高位根本无人问津。虽然宫廷礼仪的架子还在勉强维持，但对年仅十五岁的贵人李玉琴而言，所谓的宫斗早已不复存在——在没有实际利益可图的情况下，谁还会在这上面耗费心思呢？

尽管当时东北百姓饱受战乱之苦，很多人连橡子面窝头都吃不上，但作为傀儡皇帝的溥仪依然享受着优渥的物质待遇。日本人为了维持这个政治招牌，在生活供给上并未过分克扣。虽然比不上乾隆、慈禧时期的奢华，但饮食水准至少不逊于雍正年间。溥仪在回忆录中记载：我这一家六口，每月要消耗三千九百六十斤肉，三百八十八只鸡鸭，这还不包括全年不间断供应的点心、果品、糖食和饮料等。

相比之下，李玉琴的出身可谓天壤之别。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上有三个哥哥、两个姐姐，下有一个妹妹。全家经常食不果腹，不得不去慈善粥厂领取救济。进入皇宫后，虽然这个政权缺乏合法性，但生活条件确实得到极大改善。她回忆道：我一个人的日常饮食就有四五个菜，荤菜包括鸡、猪、牛、鱼，还有鸡蛋和各种时蔬。海参、燕窝等珍贵食材平时较少见，只有逢年过节或喜庆日子才能享用。我特别喜欢吃熏肉、酱肉夹烧饼，红烧小鸡也是我的最爱。

然而在溥仪眼中，这些女性伴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。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，他如此评价自己的四位配偶：按当时的说法，就是一个皇后，一个妃，两个贵人。如果从实质上说，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，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，我有的只是摆设，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。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，但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。

溥仪纳李玉琴为贵人也实属无奈之举。他亲口告诉这位新册封的福贵人：他的日本顾问吉冈安直一直想给他安排一位日本籍后妃，但他始终不敢接受。虽然溥仪也曾怀疑李玉琴可能受过日本人的特殊训练，但他自信能够驾驭这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姑娘。

宫廷生活的物质享受确实优渥：正月十五有元宵，端午节备粽子，中秋赏月饼，重阳品花糕，冬天吃糖葫芦，夏天尝五月鲜（莲子、藕、荸荠）。水果供应从不间断，逢年过节还有丰盛的果桌儿夜宵，玫瑰枣、豌豆黄、山楂糕等干鲜果品多达二三十种。但李玉琴坦言，锦衣玉食的生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，最大的痛苦源自生活的极度枯燥，正如她反复吟诵的那句深锁春光一院愁。

在正式册封前几天，溥仪就给李玉琴定下了一系列严苛的宫规，核心要求就是绝对服从。他命令李玉琴将这些规矩全部抄录背诵。心情郁闷的李玉琴提起毛笔，鬼使神差地写下一个死字。溥仪见状勃然大怒：好哇！你现在这么小就不听我的话了，将来还得了！我白疼你了，我还打算叫你跟我一辈子呢，这能行么？你没听说过吗，君叫臣死，臣不敢不死......

挨训后的李玉琴只得乖乖重抄宫规，完成后还要在菩萨像前焚化以示虔诚。这番表现终于让溥仪转怒为喜，不仅好言夸赞，还表现出难得的亲热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种亲热绝非寻常夫妻之亲，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，这一点从皇后婉容的遭遇就可见一斑。

在伪满皇宫生活的两年半时间里，李玉琴接触到的男性除了溥仪，就只有看病的医生，以及日本顾问吉冈安直和梅津美治郎。百无聊赖之际，她以诵读唐诗排遣寂寞：深锁春光一院愁，蜻蜓飞上玉搔头这样的诗句，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她内心的孤寂。

平心而论，溥仪对李玉琴还算优待：她生病时他会守在床边；遇到什么新鲜吃食，也会记得给她留一份。在李玉琴眼中，溥仪外表俊朗，举止端庄，言谈举止颇具威仪。但这位皇帝内心却充满恐惧，终日担忧日本主子会对他失去信任甚至加害。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也传染给了李玉琴：他说什么都得诺诺连声。同床共枕时，我连翻身都不敢，生怕惊扰他的休息。

溥仪居住在缉熙楼，李玉琴的寝宫则在同德殿。虽然伪满皇宫的规模远不能与紫禁城相提并论，但这对夫妇却常常数日不得相见。李玉琴若想面见溥仪，必须先递上书面请求，而能否获准还要看皇帝的心情。

读罢李玉琴与溥仪的回忆录，不禁让人想起杜牧的《秋夕》：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这首描写深宫怨妇的诗句，想必会引起李玉琴强烈的共鸣。而今天的读者在了解这段历史后，想必也会对这对特殊夫妇的遭遇产生诸多感慨。至于如何评价这段畸形的宫廷生活，那些笔者不便明言的观感，相信读者们定会在评论区畅所欲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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